吴晓求：互联网让金融体系“深”起来

因此，政治家、法官和学者才会把目光投向修宪之外的通道。

然而，宪法作为一种规范和网络作为一种工具之间存在着共同的价值基础，如自由、平等与民主。参见[美]弥尔顿· L.穆勒：《网络与国家：互联网治理的全球政治学》，周程等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此外数字革命带来了新一代权利的出现，如被遗忘权、个人信息删除权、访问互联网的自由或访问开放数据的权利，这些权利的基础和轮廓也必须进一步澄清。[22]而数字网络指的是一个分散的组织，团体成员均处于平等的身份关系之下。2009年通过的《侵权责任法》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相关侵权行为。[8]相应的，国家物理边界的概念被稀释，更接近人类社会共同体概念。2.在不同法治系统内部丰富规范等级 国家与法律秩序的出现有关。

很多国家试图通过协商产生一个网络空间共同体均认同的规范。在我国，国家机构运行的交互性增强可能将影响公共权力组织，宪法中全国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一委两院体系以及内含的立法、行政、司法、监察等职权要素可能会进一步碎片化。警察以禁止交易、制止提供服务等法定手段介入此类具有公共性影响的民事活动，其正当性毋需置疑。

该协助行为的前提是警察自身不拥有介入的权限，相关权限是其他特定行政机关的专属事务，在该情形中，介入的主体实质上是其他行政机关而非警察。[64]参见[日]田村正博：《警察行政法解说》，侯洪宽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4页。义务性介入对应着20世纪中后期行政法范式变革所衍生出的警察介入请求权，是警察任务向保护个人权利方向拓展的结果。[70]参见[日]藤田宙靖：《行政法総論》，青林书院2013年版，第554页。

但如果涉及紧急状况的处置或是行政拘留，则公安机关应协助配合相关行政机关完成其任务。[8]陈鹏：《公法上警察概念的变迁》，《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30页。

与德日等国的情况不同，警察介入义务在我国的确立，并非源于司法裁判的推动或启迪，而是源自实定法的直接规定。其二，保护个人权利包含在警察防止和排除危险的任务之中，当且仅当个人的民事权利无法及时获得司法保护，若警察不予援助，个人权利便无法实现或者实现起来有困难时，警察方有采取行动之义务。陈征：《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功能》，《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55页，脚注[23]。不过，即便如此，该原则仍有发挥作用的余地。

陈兴良：《限权与分权：刑事法治视野中的警察权》，《法律科学》2002年第1期，第54页。[27]职权性介入与义务性介入亦可能发生关联，警察履行介入义务，时常需要借助人民警察法第2章规定的强制性手段，但职权性介入与义务性介入仍有本质的不同。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08行终7号行政判决书。从规范层面来看，人民警察法第2条第1款规定，警察同时承担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的任务，这两项任务也分别对应了服务行政理念的两种目的。

[39]参见[德]Scholler、Schloer：《德国警察与秩序法原理》，李震山译，登文书局1995年版，第78页以下。[26]伴随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推进，人民警察为人民服务也被注入了新的内容。

需要说明的是，依照行政强制法第5条的规定，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实施行政强制，而对于警察在介入民事领域时有权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来说，实定法的规定几乎全部采用了便宜主义的规范构造，并不会产生非强制手段的优先性与法定主义原则相冲突的问题。[50]参见前引[45]，郑琳文，第108页。

参见[日]高木光：《行政介入請求権》，载三辺夏雄等编：《法治国家と行政訴訟：原田尚彦先生古稀記念》，有斐阁2004年版，第129页。（三）便宜主义原则下决定裁量之边界 即便实定法条文的规范构造体现了便宜主义原则，也不能容许警察毫无限制地援用裁量权来决定是否介入，以免警察假借便宜主义之名号从而滥用行政权。20世纪70年代以降，日本出现了因行政机关不行使规制权限而引发的国家赔偿诉讼，日本学者进一步意识到，如果行政机关不采取措施预防损害发生，即便权利受损的个人在事后获得了金钱赔偿，对私人主体权利的保障也难谓充分，行政介入请求权的理念由此在日本得以萌生。人民警察法第11条规定，为制止严重违法犯罪活动的需要，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使用警械。孟昭阳：《治安调解的界定及适用范围与条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90页以下。[13]于是，德日等国的相关学说与判例，普遍开始吸收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理论，以私法秩序救济私权利便已足够的认识逐渐落后于时代，除法院外，警察机关也参与到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之中。

按照行政法的一般理论，警察的强制性、权力性活动受法律保留原则约束，即警察的职权行为应当以法律的授权为依据，依照法律所设定的行为要件及效果来实施。反家庭暴力法规定的制止家庭暴力，也具有同样的功能。

[46]参见[日]関根謙一：《警察の概念と警察権の限界——警察法の体系的考察》，载荻野徹编：《関根謙一警察法等論文集》，立花书房2018年版，第223页。[39] （三）柔性介入：对服务行政理念的回应 伴随当代行政模式从统治行政、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迈进，公共行政也在不断弱化其强权色彩，[40]行政机关的柔性执法彰显了以服务行政为核心的现代行政理念。

一般来说，若条文规定应当采取某种措施，原则上警察并无决定裁量的空间。但是，行政处罚法第28条第1款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这就意味着治安处罚的效果既包括对加害人的惩戒，也包括对被害人的保护，其目的不限于维护治安秩序，因而并不完全吻合警察职权性介入的目的要素。

因此，警察对于是否立即救助，应当拥有一定的裁量空间。有学者将人民警察法第6条关于警察职责的规定视作概括性条款，[30]亦有法院依据人民警察法第6条所规定的警察职责，以及同法第21条第1款所规定的警察义务，认定警察以存在民事纷争、经济纠纷为由不查处违法行为属于不履行法定职责。德国法上的警察介入请求权，大体等同于日本法上的行政介入请求权。[45]该原则有两层含义：其一，若其他行政机关也有防止和排除危险的权限，则警察仅在认为该行政机关不可能行动，或者不可能适时行动之时，方可采取措施。

全能政府主要依政策运行，行政机关握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人民警察法第21条第1款也仅要求警察帮助解决纠纷，而非直接解决纠纷。

这样一来，对于此类法律所覆盖的侵权行为，无论个人能否利用民事救济渠道及时保护自身权利，警察皆担负介入义务，辅助性原则的适用空间似乎被大大压缩。尽管当代警察法理论对于警察目的和手段的认知有所突破，警察的职权性介入仍然没有发生内涵上的变化且易于识别。

[50]不过，对于警察介入民事领域的职权性活动来说，此种理解似乎尚不周全。随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一切行政机关为人民服务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此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行政理念，也愈加深入到我国国家治理与法治建设的实践中。

在职权性介入与民事裁判的关系层面，治安调解作为一种职权性介入手段，虽与民事救济程序存在功能交叠，但作为法律特别规定的纠纷解决路径，治安调解也具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所具有的分流诉讼量、减轻法院和当事人的负担、降低纠纷解决成本的功能，[48]因而治安调解不受辅助性原则的约束。与此相应，特别法时常对民事主体间有损公共利益的交易行为设置限制或罚则，并授权公安机关实施。在我国，警察的义务性介入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而不采取命令或强制手段的介入行为，因欠缺职权活动的强制性、权力性特征，也不属于职权性介入。

前者是指只要构成要件成立，警察便应积极作为。[77]也有学者持类似见解，认为对于法定范围内的治安案件，公安机关既可进行调解也可进行治安处罚，是否调解由公安机关裁量。

[62] 2.法定主义原则对于职权性介入和义务性介入的约束 对于职权性介入和义务性介入，法定主义原则的具体要求大体一致，即如果法律对于警察的介入权限和义务设定了刚性的行为效果，那么警察并无决定裁量的空间。但是，该条款所设定的要件过于宽泛。

[51]参见刘连泰：《行政处罚中择一重罚规则的体系化阐释》，《法学研究》2022年第1期，第41页。而劝阻可能遭遇诈骗的个体实施交易或转账汇款，或针对某一交易行为提供防诈骗指导或建议，则有助于保护个人权利免受侵害。